安徽阜阳老乡与北京垃圾的23年：从收废品者到垃圾分类指导员
5月7日是东城区忠实里社区恢复垃圾上门回收的第一天，李明冒雨开着垃圾清运车来到社区检查垃圾桶站。他用车上的空桶替换桶站内的厨余垃圾绿桶，由于桶身沾满了雨水，将垃圾桶搬上车后，李明的衣袖、裤子已经被浸湿。
李明是忠实里社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，同时负责社区厨余垃圾清运和上门回收工作。他15岁时辍学离开老家安徽阜阳，跟随父亲来到北京从事个体废品回收，每天骑着三轮车寻找可回收垃圾，从此成为常住京城的异乡人。
今年李明38岁，他已经和北京的生活垃圾打了20多年交道。从收废品到垃圾分类指导员， 20余年的“垃圾生涯”让李明见证了垃圾在北京的待遇转变。他回忆，从前垃圾全靠后期分拣和处理，填埋和焚烧压力大，现在通过垃圾分类，前端就能分类和减量，还能将垃圾再利用。
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。由于官方专业队伍的壮大，李明从前认识的拾荒者和废品回收者，如今大部分选择了转行，也有一些人像他一样当起了垃圾分类工作者。李明坦言，他更喜欢现在的稳定生活，“少了以前那种‘漂着’的感觉”。
15岁辍学离家进京，每天骑三轮车收废品
新京报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做废品回收？
李明：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父亲就来了北京，是我们家最早做这一行的。
1997年，我15岁。那年，我跟父亲从老家安徽阜阳坐火车来北京，开始和父母一起做废品回收。那时候父母都在北京，我实在不想上学，就想着跟父亲来北京。
离开家的那天天气很好，姐姐去上学了，家里没人了。我除了衣服什么都没带。父亲买了两张夜里火车的站票，绿皮车人挤人，排着队往车上塞。十七八个小时，我们一路站到北京，没地方睡觉，困了只能靠墙眯会儿，小时候从来没这么累过。到北京时很兴奋，觉得什么都新鲜。
新京报：当时你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
李明：我跟父母住在十里河的一个大杂院里，住的屋子大概8平方米。那时候这一行基本是老乡带老乡，都聚集在一起。我们一个院住了十几户，都是做废品回收的阜阳老乡。
十里河那时候还都是农田，人也少，我们都到人多的方庄去收废品。每天早上七点多一睁眼，先出去吃个早点，然后骑上三轮车到方庄的居民区转悠，吆喝“收废品，收破烂儿”，有人答应就提着袋子上楼。傍晚回家顺路把当天收来的货到废品站卖了。晚上没什么活儿了，有时大家在院子里聚一块儿聊天，十点多基本就休息了。
2004年春节，我跟我老婆在老家认识，年初一见的面，年初六就定亲了。2005年第一个孩子出生了，我就把他们带到北京，两家五口人一起住在大院里，我们夫妻俩又单租了一间，大家一起做废品回收。
新京报：那时在北京，你们每个月收入大概多少？
李明：2000年前后，我父母每人一个月挣六七百元，我自己大概每月挣四百多元。我父母以前是农民，老家人多地少，如果当时在家里种田，能吃饱饭就不错了，更别说挣钱。
从个体废品回收者“转型”
新京报：是什么契机让你加入了社区垃圾分类队伍？
李明：2006年，我进了岳父工作的一家废品回收公司，那年就被分派到了忠实里社区。当时社区还没开始垃圾分类，我们只管回收废品。
忠实里社区真正开始垃圾分类大约在2018年，我们公司继续承包了这边街道和社区垃圾分类的活儿，后来我就成了社区的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，同时负责厨余垃圾清运和上门回收可回收物。刚开始做垃圾分类指导员时，有的居民还很意外，说收废品的师傅怎么管起垃圾分类来了。
新京报：做垃圾分类指导员前，接受过培训吗？
李明：公司给我们培训了10多天，主要讲了上门回收的流程、怎么引导居民分类，还有四种垃圾的具体分类。因为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，所以接受起来没什么难度。
新京报：从你的经验来看，个体拾荒者和废品回收人员，能不能完全被官方队伍代替？
李明：现在小区基本都有专门的队伍收运垃圾，我认识的大部分自己做废品回收的同行现在都转行了，留下继续干的很多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，没有选择和改变的余地。
尽管“散户”越来越少，但我觉得官方也不可能把所有活儿都包揽下来，这样成本太高。这些个体回收人员，可以成为一种补充。
“身兼数职”的垃圾分类指导员
新京报：平时你在忠实里社区主要负责哪些垃圾分类工作？
李明：我每天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八点多。上午我主要做垃圾分类指导员和清运员，开着清运车到各个垃圾分类桶站巡逻，检查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里的投放情况，消毒，并把投错的垃圾分拣出来。置换装满的厨余垃圾桶，并把厨余垃圾统一收到社区附近的厨余垃圾暂存点。
下午我主要到预约上门回收的居民家收集可回收物。社区为居民推出了专门的APP，居民在网上就能预约。
新京报：北京垃圾分类新规实施后，社区的垃圾分类有什么变化？
李明：现在至少有一半居民能参与垃圾分类，分出的厨余垃圾变多了，我感觉大概增加了三分之一。社区垃圾桶数量也增加了，现在每个楼楼下都设置了分类桶站。
疫情期间暂停了上门回收，5月7日刚刚恢复，当天下午我就去了二三十家。收到居民预约后，我们要求必须在20分钟内上门。
我觉得现在的四分类比较方便，也好处理。垃圾分类就是要减少垃圾量，改善环境，把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起来，以前混在一起扔，最后不是填埋就是烧了，污染环境还浪费资源。现在比较大的困难是有居民还不习惯，毕竟以前垃圾一袋子装了就扔，多省力。
新京报：遇到居民不按规定投放，你会怎么办？
李明：会劝他们注意，但也有难度。新规定刚实施，劝导的时候得委婉，肯定不能强硬。有时候我们也帮居民分拣，把混放的杂物挑出来再扔进桶里。
这些都是习惯和观念上的事儿，得要时间，急不来。
“我和北京更亲，但将来还是想回老家”
新京报：自己做废品回收和成为社区分类指导员，有什么区别？你更喜欢哪一个？
李明：各有各的好处。自己做自由，时间不受约束，累了可以休息。不过真正休息的日子也不多，因为自己做收入少、不稳定，基本每天都得忙，能挣一点是一点。
在社区工作，虽然没以前自由，工作也比从前辛苦，但固定时间上下班，更稳定。每个月我能挣个五六千元，这个收入算不低了，公司还给交保险。在这个社区干了十几年，习惯了，我和老婆、父亲在社区附近租了房，少了以前那种“漂着”的感觉。我更喜欢现在这种稳定的生活。
新京报：现在你的生活怎么样？孩子也在北京吗？
李明：孩子多，在北京生活压力太大。四年前，我和母亲把家里三个孩子送回了阜阳，母亲留在老家照顾他们。现在我们夫妻俩跟孩子们每天最少联系一次，用微信视频或者语音。
老大老二都上初中了，我把他们送到了县里的封闭式学校，老二学习好，在班里能排中上游。老大成绩不太好，也到了叛逆期，不听话。我在电话里经常劝他们好好学习，将来别像我们。
新京报：对你来说，北京和老家，感情上你跟哪一个更亲？
李明：我和北京更亲。我在这里呆了20多年了，自己总共还不到四十岁。平时也只有过年能回去，主要是工作原因，垃圾不会放假。想回家也可以，请别人帮忙值班。我这两年都没回老家，孩子放假了就把他们和老人接到北京。而且过年期间有几天三倍工资，我们也想多挣点钱。
新京报：将来打算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？
李明：将来要回去。老家永远是家，北京再好还是不如老家，在这里没有户口，房子也不是自己的。只是现在生活压力大，还回不去。
去年我在阜阳老家买了房，还没拿到手，打算让老人孩子先住着，等将来回去了，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，跟家人团聚。
李明是忠实里社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，同时负责社区厨余垃圾清运和上门回收工作。他15岁时辍学离开老家安徽阜阳，跟随父亲来到北京从事个体废品回收，每天骑着三轮车寻找可回收垃圾，从此成为常住京城的异乡人。
今年李明38岁，他已经和北京的生活垃圾打了20多年交道。从收废品到垃圾分类指导员， 20余年的“垃圾生涯”让李明见证了垃圾在北京的待遇转变。他回忆，从前垃圾全靠后期分拣和处理，填埋和焚烧压力大，现在通过垃圾分类，前端就能分类和减量，还能将垃圾再利用。
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。由于官方专业队伍的壮大，李明从前认识的拾荒者和废品回收者，如今大部分选择了转行，也有一些人像他一样当起了垃圾分类工作者。李明坦言，他更喜欢现在的稳定生活，“少了以前那种‘漂着’的感觉”。
15岁辍学离家进京，每天骑三轮车收废品
新京报：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做废品回收？
李明：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父亲就来了北京，是我们家最早做这一行的。
1997年，我15岁。那年，我跟父亲从老家安徽阜阳坐火车来北京，开始和父母一起做废品回收。那时候父母都在北京，我实在不想上学，就想着跟父亲来北京。
离开家的那天天气很好，姐姐去上学了，家里没人了。我除了衣服什么都没带。父亲买了两张夜里火车的站票，绿皮车人挤人，排着队往车上塞。十七八个小时，我们一路站到北京，没地方睡觉，困了只能靠墙眯会儿，小时候从来没这么累过。到北京时很兴奋，觉得什么都新鲜。
新京报：当时你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？
李明：我跟父母住在十里河的一个大杂院里，住的屋子大概8平方米。那时候这一行基本是老乡带老乡，都聚集在一起。我们一个院住了十几户，都是做废品回收的阜阳老乡。
十里河那时候还都是农田，人也少，我们都到人多的方庄去收废品。每天早上七点多一睁眼，先出去吃个早点，然后骑上三轮车到方庄的居民区转悠，吆喝“收废品，收破烂儿”，有人答应就提着袋子上楼。傍晚回家顺路把当天收来的货到废品站卖了。晚上没什么活儿了，有时大家在院子里聚一块儿聊天，十点多基本就休息了。
2004年春节，我跟我老婆在老家认识，年初一见的面，年初六就定亲了。2005年第一个孩子出生了，我就把他们带到北京，两家五口人一起住在大院里，我们夫妻俩又单租了一间，大家一起做废品回收。
新京报：那时在北京，你们每个月收入大概多少？
李明：2000年前后，我父母每人一个月挣六七百元，我自己大概每月挣四百多元。我父母以前是农民，老家人多地少，如果当时在家里种田，能吃饱饭就不错了，更别说挣钱。
从个体废品回收者“转型”
新京报：是什么契机让你加入了社区垃圾分类队伍？
李明：2006年，我进了岳父工作的一家废品回收公司，那年就被分派到了忠实里社区。当时社区还没开始垃圾分类，我们只管回收废品。
忠实里社区真正开始垃圾分类大约在2018年，我们公司继续承包了这边街道和社区垃圾分类的活儿，后来我就成了社区的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，同时负责厨余垃圾清运和上门回收可回收物。刚开始做垃圾分类指导员时，有的居民还很意外，说收废品的师傅怎么管起垃圾分类来了。
新京报：做垃圾分类指导员前，接受过培训吗？
李明：公司给我们培训了10多天，主要讲了上门回收的流程、怎么引导居民分类，还有四种垃圾的具体分类。因为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，所以接受起来没什么难度。
新京报：从你的经验来看，个体拾荒者和废品回收人员，能不能完全被官方队伍代替？
李明：现在小区基本都有专门的队伍收运垃圾，我认识的大部分自己做废品回收的同行现在都转行了，留下继续干的很多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，没有选择和改变的余地。
尽管“散户”越来越少，但我觉得官方也不可能把所有活儿都包揽下来，这样成本太高。这些个体回收人员，可以成为一种补充。
“身兼数职”的垃圾分类指导员
新京报：平时你在忠实里社区主要负责哪些垃圾分类工作？
李明：我每天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八点多。上午我主要做垃圾分类指导员和清运员，开着清运车到各个垃圾分类桶站巡逻，检查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里的投放情况，消毒，并把投错的垃圾分拣出来。置换装满的厨余垃圾桶，并把厨余垃圾统一收到社区附近的厨余垃圾暂存点。
下午我主要到预约上门回收的居民家收集可回收物。社区为居民推出了专门的APP，居民在网上就能预约。
新京报：北京垃圾分类新规实施后，社区的垃圾分类有什么变化？
李明：现在至少有一半居民能参与垃圾分类，分出的厨余垃圾变多了，我感觉大概增加了三分之一。社区垃圾桶数量也增加了，现在每个楼楼下都设置了分类桶站。
疫情期间暂停了上门回收，5月7日刚刚恢复，当天下午我就去了二三十家。收到居民预约后，我们要求必须在20分钟内上门。
我觉得现在的四分类比较方便，也好处理。垃圾分类就是要减少垃圾量，改善环境，把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起来，以前混在一起扔，最后不是填埋就是烧了，污染环境还浪费资源。现在比较大的困难是有居民还不习惯，毕竟以前垃圾一袋子装了就扔，多省力。
新京报：遇到居民不按规定投放，你会怎么办？
李明：会劝他们注意，但也有难度。新规定刚实施，劝导的时候得委婉，肯定不能强硬。有时候我们也帮居民分拣，把混放的杂物挑出来再扔进桶里。
这些都是习惯和观念上的事儿，得要时间，急不来。
“我和北京更亲，但将来还是想回老家”
新京报：自己做废品回收和成为社区分类指导员，有什么区别？你更喜欢哪一个？
李明：各有各的好处。自己做自由，时间不受约束，累了可以休息。不过真正休息的日子也不多，因为自己做收入少、不稳定，基本每天都得忙，能挣一点是一点。
在社区工作，虽然没以前自由，工作也比从前辛苦，但固定时间上下班，更稳定。每个月我能挣个五六千元，这个收入算不低了，公司还给交保险。在这个社区干了十几年，习惯了，我和老婆、父亲在社区附近租了房，少了以前那种“漂着”的感觉。我更喜欢现在这种稳定的生活。
新京报：现在你的生活怎么样？孩子也在北京吗？
李明：孩子多，在北京生活压力太大。四年前，我和母亲把家里三个孩子送回了阜阳，母亲留在老家照顾他们。现在我们夫妻俩跟孩子们每天最少联系一次，用微信视频或者语音。
老大老二都上初中了，我把他们送到了县里的封闭式学校，老二学习好，在班里能排中上游。老大成绩不太好，也到了叛逆期，不听话。我在电话里经常劝他们好好学习，将来别像我们。
新京报：对你来说，北京和老家，感情上你跟哪一个更亲？
李明：我和北京更亲。我在这里呆了20多年了，自己总共还不到四十岁。平时也只有过年能回去，主要是工作原因，垃圾不会放假。想回家也可以，请别人帮忙值班。我这两年都没回老家，孩子放假了就把他们和老人接到北京。而且过年期间有几天三倍工资，我们也想多挣点钱。
新京报：将来打算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？
李明：将来要回去。老家永远是家，北京再好还是不如老家，在这里没有户口，房子也不是自己的。只是现在生活压力大，还回不去。
去年我在阜阳老家买了房，还没拿到手，打算让老人孩子先住着，等将来回去了，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，跟家人团聚。